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十六条）。

文章也试图例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和研究中国问题时的规范描述方法。据此，通信评审或者电话征求意见显然不被允许。

专家依照程序作出的评定、鉴定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在实践中，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与烟草公司政企不分，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作出。在合同实施过程中，被告以原告所购买的材料系假冒伪劣产品，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原告做出没收假冒产品和违法所得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中，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中，有3位委员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13] 一个组织是否依法设立、有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有没有管辖权限，不是行政程序的问题。（3）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文章来源：本文定稿于2012年5月，是中国第一篇研究龚先生宪法学思想的文章。

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三条轨道都是公法观念的体现，公法观念的确立，实有待于绝对权力观念的取消而代之以政治科学的探讨。早在民国时期，在出任青年政治学校副教务处长的时候，龚祥瑞就坚持录取学生时公开竞争考试，唯才是举，不徇私情。[3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4]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他主张宪法的规范性，强调限制公权力，肯认西方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分权等的普适性，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宪法和宪政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3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也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不断修改、更新宪法，才能保持宪法权威的连续性和政府的合法性。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宪政应当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普世性的理论体系。在比较英国和美国后，龚祥瑞认为，英国更注重程序上的权利平等，而美国则与之相反，更侧重于实质上的权利平等。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家龚祥瑞（1911-1996）教授青年时代师从钱端升、张奚若等民国政治学家，以及英国政治学大师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他认为，民主是以议会的无限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就是议会主权，因为人民主权通常是由议会来行使的。

二是，政府权力的行使要遵守法定的程序。他认为，法治不仅仅包含以法治国，而且包含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和理想：法是公认的、确定的，法内含有公平、平等、人权等原则。

他认为，中国的官制更加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能。发表时稍有删节，此为原文。

值得一提的是，龚祥瑞还是一位卓越的宪政教育家，他身体力行的宣传宪政理念，把推动未来中国宪政发展的期望寄予后来者，因此他对教育培养年轻人抱有极大热情。因此，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晚年时，龚祥瑞回忆起其清华的求学经历，认为清华培养了自己两大品格：一是爱国的品格，即铭记梅贻琦校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的箴言。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否则的话就会成为斯大林式的垄断，形成专制。只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光芒才能穿透历史的尘埃，照射在当下的大地上，他的理论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史册上。[18]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应从程序平等意义上来理解，这是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

[33]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11]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只有在政府与公民中树立起宪法权威，宪法得到了普遍的遵守，纸上的宪法才能成为活的宪法。

法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不能改变的，代表着理性和正义，法律则是人类出于自身的认识和社会的需求制定出来的。其宪政思想的发展，根据其经历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1.法治观在谈到法治时，龚祥瑞主要通过法与秩序、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政权、法治与政治责任这四组概念进行比较来展开论证。宪法重新开始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的补充和修正，而不是否定，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理论取而代之。在做理论研究的同时，他未忽视对中国实践的实证研究。在现代社会，制定细则的主体范围很广，因而很难和立法工作完全区别。

关于宪法不能只歌功颂德。龚祥瑞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保障的经验：首先，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当言论危机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法律限制自由的程度不能超越其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要求。

拉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应向社会主义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通过议会选举和议会多数完成的。龚祥瑞晚年谈到他的这位老师，认为其是一位反对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留学经历使他具有了国际视野，特别是师从当时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宪法学家詹宁斯，使他站在了西方公法学的前沿。第二，论及中国现实问题时，他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和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客观情形，主张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性，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制度。

宪政主义强调政府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宪法具有最高性。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9]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实际上，逝世八年之后，他在1980年代出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就已被列入研究生精读书系予以再版重印，他的论著至今频频（仅知网检索就有3000余篇）被当代学者提及或征引。詹氏认为，宪法所称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

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

[27] 龚祥瑞：《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载《法学》1989年第4期，第7页。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